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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宪法不仅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消极保护，还为该权利提供更多的积极保障，或者说，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从原来的消极权利演变为包括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内的复合权利。

但为了限制接任总统的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的《临时约法》又将总统制变更为议会内阁制，并加强了对于总统权力的制约。[7]从当时的讨论来看，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围绕着政体与国体两方面展开的，本文对于国会内部纷争的讨论也将首先从这两者进人。

参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313。[7]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参加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历史上看，军阀政治的出现并非偶然。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地方自治和民治的传统。[56]正如陈志让指出的，从内政方面来看，军阀时期主导政治目的是统一。

如果贸然允许各省自制宪法，将在事实上推翻临时约法与国会组织法，构成立法革命的嫌疑。而从现实上考虑，由于省制问题关系各地方督军的利益，仓促入宪必然再次引发督军的干预与政治上的风潮。新宪政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宪政理论，主张通过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弥补国家权力之间分权制衡的不足。

首先，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具有直接效力是社会组织大量兴起的必然要求。当然，专制政体排斥社会宪政也并非绝对。不同在于，社会宪政规范和调控的是社会公权力，国家宪政则是对国家公权力的规范和调控。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治、程序正义等基本原则，是关于一切公权力运行的基本准则，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都同样适用。

因此，通过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宪政在关注社会公权力这一问题上与新宪政论有相同之处，但社会宪政关注的重心不是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而是社会公权力自身的规范和制约问题，与新宪政论有着实质的不同。

{9}227也就是说，第一，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的控制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特别是，我国还存在大量的半政府、半社会的组织，其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危险性比名义上的国家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公权力既难以得到国家层面的宪政约束，更谈不上社会层面的宪政治理，俨然成了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独立王国。另一方面，社会宪政问题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18} 264这两条关于宪政原理的经典表达不仅适用于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也是同样适用的。

只有国家宪政才能容纳社会宪政，现代国家宪政的普遍确立为社会宪政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障。行业性社团，如行业协会、工会等。现代国家，从理想形态上讲，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民主的理想化形式应当是直接民主制，即由公民全体共同决定公共事务。对于人性的认知及有关公权力的制度安排意义重大。

不独掌握国家权力的机关对个人基本权利构成直接威胁，而且日益组织化的社会组织对个人权利也有日趋严重的侵害之势。虽然社会宪政本身并不以控制国家公权力为其存在目的，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

首先，社会民主，是体现在社会组织层面的民主，遵循作为民主的最低的普遍的标准。主要有：共同体成员具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

就价值信念而言，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个人自由成为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目标，并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价值理念。从规范层面讲，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权力）义务关系的基本法。然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团革命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从而对传统的宪政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此外，《西班牙宪法》关于工会和协会的条款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从西方的发展脉络考察，社会宪政是在国家宪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而且社会宪政的实施也离不开国家宪政的推动和保障。

目前，世界各国的宪法还没有出现有关社会宪政的一般化规定，但对一些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宪政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却是非常常见的。这是社会公权力宪政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23}205从社会宪政的角度考量，应当承认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的直接效力。

社会公权力是社会宪政的核心，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解释。尽管新宪政论间接或者直接提出了社会权力问题，但这种宪政理论思考和关注的重心仍然是如何限制国家公权力，仍然属于国家宪政理论的范畴。

郭道晖教授更是明确提出了以社会权力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论，{9}227是我国新宪政论的领军人物。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毫无疑问都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宪政问题。为了控制社会公权力的滥用，社会公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也应当成为社会宪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内容。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社会组织以私的身份存在。

现代市民社会的官僚制组织，掌握着各种资源，其组织化权威既不是通过主权权威的授权也不依赖于主权权威，然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常常让许多民族国家都相形见绌。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关于各类社会组织的立法，大都强制性规定了社会组织必须设立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或监事）、仲裁庭等组织机构，并且规定了不同组织机构相互制衡的关系结构，应当说这是符合社会宪政的制度理念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组织俨然就是一个缩小的国家，而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社会组织。任何权力都具有强制性特征，不同的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通过自身来实现，而社会公权力的强制性只能通过国家公权力或者社会舆论来实现。

然而，对于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并不存在在国家层面实施直接民主的障碍。于是，一种立基于公民社会基础之上超越国家宪政的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新型宪政理论—社会宪政便应运而生了。

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及于整个国家，社会公权力的范围仅及于该社会组织内部。根据社会组织的人员结构的差异，社会组织分为成员制的社会组织和非成员制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面临着建设国家宪政和社会宪政的双重任务和压力。任何社会组织的成立和活动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及有关这些组织的特别法，如政党法、社团法、新闻法、宗教法、工会法等规范。

{5}145社会宪政理论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图依布纳。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国家，一家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公共性而言，自然不可能存在宪政。

{5}208是把法律的程序理性应用到市民社会的各类社会组织当中，以避免落入同质性、集体主义、仪式主义的案臼。非成员制社会组织主要有基金会以及其他从事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这些法律、法规固然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活动的管理，对社会组织的活动与社会权力施以必要的限制，使之遵守法制和社会秩序、安全、卫生和公平正义等原则和社会公德。除了存在大量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外，有些兼具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身份，有学者也称之准政府组织。